作者：张民华
常常有人问笔者：“你在兰州读过大学，又当过教授，前后在那里学习、工作了十多个年头。你最心仪的兰州名人是谁？你认为兰州最靓丽的名片是什么？”我当然会如数家珍地给他们介绍兰州的一条河、一座桥、一面鼓、一碗面、一本书……也会历数蒙恬、霍去病、左宗棠、彭德怀等著名将帅在兰州创下的伟业与功绩。但我往往会出于职业惯性，花更多的时间给他们谈范长江。引经据典地称他是一位近百年来让兰州闻名遐迩的文化名人、新闻巨匠。而他的《中国的西北角》与《塞上行》称得上是兰州屈指可数的两张文化名片。
对于久居兰州的市民而言，肃王府、金城关、拱星墩和老码头，称得上家喻户晓；对于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来说，五泉山、中山铁桥、水车园与黄河母亲雕像更是闻名遐迩。但如果有人对你说，范长江是到访兰州次数最多的文化名人之一，前面提到的这些地方都曾留下过范长江的足迹。您可能不一定相信，也未必说得出事情的来龙去脉。但在1935年的天津《大公报》上，我们不仅读到了他对兰州的观察、体验，而且看到了他拍下的兰州写真：兰州段黄河、五泉山、城楼、民居、老码头……
这应当是一个兰州人引以为荣的城市文化掌故，更是一段青史留名的城市佳话。屈指算来，范长江初访兰州距今已经整整九十度春秋。兰州，对于范长江完成当年的西北采访和《中国的西北角》与《塞上行》的写作具有极不寻常的特殊意义——在1935年9月至1937年1月的17个月间，范长江在兰州先后有“五进五出”。
笔者曾先后两个阶段分别在兰州负笈求学与应聘执教，客寓多达12个年头。夹在这两段的12个年头中之间的，是笔者在国家通讯社从业的27年。笔者乘兰大学成之东风，投身国社并转战多地。又积国社多年从业所获，再上陇原，回馈母校。在这总共将近40年里，范长江始终是一个鼓励笔者知难而进的名字。也引领我执教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期间倡导并主持了“新闻学子重走‘中国西北角’接力采访活动”……
重返陇原，徜徉于兰州街头，总有一个难以掩抑的憧憬和期待涌上心头：倘若我是兰州的市长，我也许会倡议在兰州遴选出一处范长江当年最重要的采访现场或一些最重要的作品诞生地，为他立一尊塑像。塑像的基座或者周围的浮雕饰墙上，可以镌刻范长江当年五进五出兰州时的标志性景物、风貌，以及范长江记述兰州的文字片段……
《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记载：当年已经置身成都的范长江“本来打算先作环川旅行，然后入西康的。”但他当时却出人意料地邂逅了一位“美丽姑娘”——一个经松潘前往兰州的天赐良机。于是他“放弃了原来的准备”，“先行到兰州”。
范长江于1935年7月14日乘汽车从成都出发，后骑马取道绵阳、江油、平武、松潘进入甘肃。期间的不少路段甚至是靠双脚、靠意志一步步走出来的。
《中国的西北角》“成兰纪行”中载明，范长江于1935年8月31日离开河州“首途走兰州”，当天住锁南坝（今东乡族自治县所在地），9月1日过洮河渡口，再行20里宿临洮县漫坪；9月2日骑马连过陈家山、尖山子到达兰州。
这是范长江的一进兰州。映入其眼帘的是：“河南北两岸，平畴沃野，绿林村落，精神为之大振。快马加鞭，兴高采烈……”足证，范长江是骑着马一进兰州的。
当时，范长江应当是跨过雷坛河，经过今天的西津东路、萃英门进入兰州城的。而萃英门道路的北侧就坐落着当时甘肃省唯一的高等学府——兰州大学。
于是，1935年9月2日这一天，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巧合：26岁的范长江路过同样26岁的兰州大学，完成了“五十日之长途旅行，三千余里之跋涉。”
两天后的9月4日，范长江在兰州撰写了西北旅行的第一篇通讯：《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这也是范长江当年关于红军和长征所做的第一篇报道。
这篇具有特殊意义的报道，当月13日和14日两天在天津《大公报》连载刊出。9月14日，也就是范长江报道两天连载全部刊出的当天，毛泽东在甘肃俄界下达了攻打天险腊子口的作战命令。红军的军事行动完全证实了范长江10天前所写报道中做出的正确预判。这不能不令人钦佩一个北大学子的才学出众。不能不让人惊异年仅26岁的报界新人的慧眼独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范长江这一篇通讯从标题到全文中的“剿匪”全部加了引号，而文中也没有像国统区媒体使用“共匪”“赤匪”之称谓，而是直称为红军。后来，他在自述中谈到：“从1927年到1935年，在国民党的统治区中，在合法出版的报纸书籍中，公开称红军，对剿匪加引号，而且用文字公开透露出红军是北上抗日，并不是流寇，我是第一人。”
1935年9月18日，范长江在兰州完成了长篇通讯第一组《成兰纪行》的初稿，其中部分文字，记述了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后占领中坝、平武及围攻江油县城等情况。
翻阅当年的《大公报》。我们能够见到，范长江《成兰纪行》每一篇通讯的标题下都赫然标明：“长江寄自兰州”。
这一年10月中旬（《中国西北角》未记载确切日期），范长江经西兰公路赴西安采访。11月初，他从西安转赴庆阳采访后又搭乘汽车返回兰州。这是范长江在兰州的“一出”与“二进”。“一出”期间，范长江在平凉和庆阳写下了数篇有关红军的报道，但受时局所限并未收入随后结集出版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
1935年12月3日，范长江从兰州拱星墩机场乘飞机赴天水、再到西安采访；12月10日，他由西安乘机返兰州，这已经是他在兰州的“二出”与“三进”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拱星墩机场，当时是兰州的四个机场之一，主要承担民用航空业务。这里与我从新华社退休后受聘执教期间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办公楼仅一墙之隔。但此时的机场已经改建成了兰州第二热电厂。
2011年7月30日下午，我在兰大萃英大酒店探望前来参加“首届范长江研究高峰论坛”的范长江哲嗣范东升教授时，在窗前指着远处依稀可见的拱星墩机场旧址，谈及长江先生当年数次出入机场的经历，范东升当即拿起照相机对着远处的建筑群按下快门。那一瞬间，他的神情，他的目光，都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抹去。
1935年12月17日，范长江乘长途汽车离开兰州赴西宁，后来又骑马取道门源、东乐转赴张掖，做“祁连山南的旅行”。这是范长江在兰州的“三出”。
范长江三出兰州时搭乘的长途汽车跨过黄河铁桥后经金城关西行。此行又经历了一次历史性巧合——26岁的范长江走过了同样26岁的黄河铁桥。不过。当时的黄河铁桥桥身的油漆是红色而非今日的灰色。灰色的桥身是抗战期间适应防空需要而改涂的。史料记载，当时，兰州黄河铁桥是日寇飞机轰炸的重点目标。
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中写道：“过铁桥顺黄河西行十余里，皆在肥沃的冲积河岸平原中，田园优美，果林成行，惜在严冬，草木正在枯缩凋零，如遇春末夏初过此，红绿争妍，必能给旅行者以兴奋印象也……”
1936年3月9日，范长江结束“祁连山北的旅行”，乘长途汽车离开武威，于11日前后返回兰州，这已经是他在兰州的“四进”。
1936年4月26日，范长江“离兰州，搭牛皮筏，遵黄河以赴宁夏。”此为范长江在兰州的“四出”。
四出兰州9个月之后的1937年1月27日，范长江搭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来兰州，目的在于采访“西安事变”后“陕甘的真相”。
他在《塞上行》“冒雪飞兰州”中写道：“为了避免各方面不必要的疑虑，我的住宿地方，决定在省政府（明肃王府）后花园。”这个后花园即今天兰州市委招待所所在地。
4天之后的1月30日，范长江搭乘一辆“头号大货车”，克服重重险阻，赶赴西安。2月4日在西安见到了周恩来，2月6日，又从西安奔赴肤施（延安），成为当时国统区进入延安采访的第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由此，范长江完成了他在兰州的“五进五出”，并最终完成了他职业生涯乃至人生经历中最为重要的转变。
他的人生，从此“另起一行”，后来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与领导者。
著名学者蓝鸿文先生曾连用6个“且不说”来赞誉范长江西北旅行通讯的轰动效应。笔者却特别关注助成这些轰动效应的“五进五出”。因为它创造了不胜枚举也不可重复的“第一”，其采访过程又山重水复，险象环生，堪称中国新闻史与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传奇。
仔细研读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及《塞上行》中与兰州有关的篇章时，笔者特别注意到，范长江“五进五出”竟然是借助了除火车（兰州通火车已是1952年）之外，当时兰州所拥有的水、陆、空等立体交通方式及工具和旅行路径——马匹、长途汽车、徒步、货车、飞机、牛皮筏子……
这或许是兰州助范长江在利用交通工具方面取得的又一个“第一”！
“西北各省的交通，兰州是一个总枢纽的地方。”这是范长江笔下的兰州。
借助马匹、长途汽车、徒步、货车、飞机、牛皮筏子“五进五出”。则是范长江脚下的兰州……
“五进五出”尽显范长江别样的弘毅、执着，演绎了范长江非凡的初心与达观。
“五进五出”毕现兰州独有的高远、淳厚，诠释了兰州悠远的积淀与沧桑。
《中国的西北角》与《塞上行》是业界公认的中国新闻文库中里程碑性杰作，是中国新闻史上具有永久价值的名著。从相得益彰的意义上说，范长江与兰州是互相成就的“双璧”。倘若没有兰州，或许就不会有《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中那些最重要的行程，也不可能有范长江笔下那些最具张力的篇目。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意义上看，兰州真的是范长江职业生涯与人生经历中最重要的那位“美丽姑娘”！而范长江西北采访的成就是兼得了三者之功的。
2025年7月14日，是范长江离开成都，“首途走兰州”的90周年纪念日；
9月2日，是范长江西北采访“一进”兰州的90周年纪念日；
9月14日，是范长江西北采访第一篇通讯在天津《大公报》连续两天连载完成的90周年纪念日，也是毛泽东下达进攻天险腊子口命令的90周年纪念日……
抚今追昔，笔者感佩范长江当年的胆识、眼光、根底与担当，也感佩兰州在成就范长江人生伟业进程中起到的独一无二的“枢纽”之利。
范长江理应感恩兰州，兰州也理当回馈范长江。
兰州，真的应当为范长江立一尊塑像！
（作者系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
（2025年7月3日于黄海之滨）
